虐杀同学案,孙立平:那3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YinJi

孙立平：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作者: 孙立平 来源: 老孙荐读

　　邯郸3名初中生虐杀同学的事件，震惊全国。对于这件惨案的细节和背后深层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

　　我一点都不想讨论这些问题，尽管这些讨论自有其意义。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何以在以如此残暴手段杀人之后，还能安之若素地照常去上学？

　　所有的细节与此无关，所有的背景与此无关。我就想问，他们为什么能残暴到如此程度？

　　促使我提出上面的问题，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是我想起以前文章中引用过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是上海纽约大学哲学助理教授袁源在一次演讲中讲的：

　　第一个故事：是一战时一位士兵在日记中记录的一件事。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我已经习惯隔着战壕射击敌人，但今天在休战的间隙，我刚好看到敌人在撒尿，这种人所共通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好像一下子点醒了我，让我意识到敌人跟我一样。面对一个在撒尿的人，我怎么也无法开枪。

　　第二个故事：在阿富汗，美军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小分队被困在了一个沟壑里，遭遇从一个土坯房里发出的猛烈的射击。在获取了队长的批准后，下士乔瑟夫·西安诺将火箭炮发射器举到肩头，瞄准土坯房开火，炸掉了大半个土坯房。当尘埃落定后，他们才发现，塔利班把妇女和儿童拉到了土坯房里作为人体挡箭牌。据乔瑟夫的战友回忆，当时乔瑟夫只是一个人靠着墙，默默地无声哭泣。乔瑟夫退伍以后无法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夜里也常常受到噩梦的折磨。退伍的几个星期后，他开车撞上了电桩，死的时候才23岁。

　　对此，袁源老师说：对很多士兵而言，杀人的恐惧，甚至胜过自己被杀的恐惧。

　　我不知道各位看了这两个故事后是什么感想。请各位注意，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战场。我们都知道战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场景。但即便是在那样的场景之中，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人性的忽暗忽明的存在。

　　算了，我现在都不想在人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了，我们从动物性的层面来说吧：

　　2012年的某一天，在重庆市巴南区龙州湾，一只黑棕色的流浪狗被车撞倒在地，已没有任何反应。另一只白色的小狗，正用爪子轻抚着它，并不时地用舌头舔着它流血的伤口。由于当时马路上依然车来车往，有行人担心小白狗也会被车撞伤，准备抱它到路边。白狗朝行人叫了几声，不愿离开。交警赶来，将死去的小黑狗抱到了路边，小白狗也一直跟随着。然后他们在路边找了一块空地，将小黑狗埋了。直到这时，小白狗才默默离去。

　　再说一件动物与人类之间的事情吧。

　　在卢旺达，动物学家黑斯受伤，躺在地上动弹不了，在那里一边呻吟一边将目光落在一只母猩猩的身上。黑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只黑猩猩走过来，坐在离他很近的地方，将脸几乎贴到黑斯的脸上，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她用一只手轻柔地扶过黑斯的头发。这个友好的动作母猩猩重复了三次，每摸一次都停顿一下。黑斯被感动了，因为他知道，大猩猩的性情通常都是很暴烈的。

　　至此，各位，我们还需要过多地讨论人性与社会背景吗？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他们脑子里有同类的概念吗，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关于消灭另一个生命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哪来的？他们脑子里灌进去的是什么？清空的又是什么？

YinJi

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不妨道破孙立平教授之问

老萧杂说

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

邯郸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让人沉重到不能呼吸。

孙立平教授今天就此撰文，题为《不想讨论别的，就想问一个问题：那三个少年，何以残暴至此》。

文章讲了四个故事，其中两个，有关人与人；另外两个，有关人与动物。

故事讲完，答案呼之欲出。孙教授终归没有直说，只是抛给读者一连串问号。

孙立平问三名初中生杀人埋尸案

年龄大了，见不得杀戮。对于此案中的血腥惨烈细节，几乎没有勇气细读，只是记住了两个案外的情节。

第一个是，拘押中的三名少年凶手，翘着二郎腿，脸上充满笑意。

第二个是，一人事发后躺在床上打游戏，第二天还能若无其事地去上学。

这种气定神闲，比杀人埋尸本身更令人怵惕。也正是这一点，同样刺中了孙教授。

案发后，校长说学生遇害纯属意外，班主任也很好，遇害者生前在学校没有受到欺凌。

这难免有推卸学校责任之嫌，但我还是选择相信校长。那么问题来了，或许校长也不明白，抑或没来得及思考，自己的学生何至于残暴至斯。

如果有机会，很想抛开事件本身，跟这位校长聊一聊，在其从教生涯中，有没有向学生施加过“仇恨教育”的东西——倘若有，或也会被其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属于正确的事情。

暂不论家庭教育，无从知道邯郸这三个少年，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学校教育。

决计相信他们在学校里，虽然未必经历过拿“枪”刺杀安倍、背炸药包之类的游戏——这些在校园里真实发生过，却大抵不是以爱心取代敌意、以悲悯取代强蛮、以宽厚取代偏狭为根本取向的教育。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幽暗、残暴、非人性的一面。生活在高压或无序社会中的人，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机缘，人性里的恶就会发芽生长。

好的教育，弘扬人性善的一面，使人内心变得柔和温淳；坏的教育，诱发人性恶的一面，使人沦为禽兽。

根据孙教授讲述的故事，邯郸三少年的恶，连禽兽都不如的。

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

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长大后与人共事合作也会磕磕绊绊，往往对强者诺诺唯唯，对弱者施予暴戾。

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

其实不止于学校。我们成年人的社会，不也每天都能听到对抗那个、抵制那个、平掉那个的声浪吗？总之都是仇恨的声音，且分贝很高。

教育若不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终将造成一种精神品质的畸形发展。

一个正在办理移民的朋友表示，下决心出走的最主要原因，是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某些教育，令他不解和惊悚。

孙立平教授忧心忡忡却欲言又止的，不外乎于此吧。

YinJi

留守儿童杀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

新新默存


“没感觉。”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隔着38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20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当我们开始注意到这个名词时，他们其实已经长大了，在各处角落挣扎求生，谋生的方式千差万别却又无例外地琐碎、卑下，没有闪光之处。

当他们偶尔在社会新闻栏目惊扰人们的目光，多是触犯了法律和人生的红线。而后他们进入高墙，开始了更长久的沉默。

少有人的目光落到他们身上，张丹丹是例外。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有留守儿童经历的服刑人员成了她近年来关心探究的群体。

她发现这些犯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在16岁之前，有留守或单亲背景的比例相比于普通的农民工要高出一倍多，达到近20%。这让张丹丹吃惊不已，她设计了对多所监狱的调研方案，试图寻找出留守儿童通向高墙轨迹上的线头和转折。

研究结果显示：

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

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砖头和面具

邓晖的固执，一望可知，即使在这座“文明监狱”的炼炉内也没有化开。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

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一块砖头”式的铤而走险，横亘于曾经的“留守儿童”和今天的囚徒身份之间。记者接触的十几位犯人中，年龄大多是80或90后，罪案绝大多数和暴力相关：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佘念武，和其他四名留守儿童背景的农民工结伙，拦路抢劫六次，打伤反抗的受害人；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吴金森，受表哥教唆，组织妇女利用改装的运沙船，偷渡出国卖淫，被定为拐卖妇女罪；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

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

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51%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纪录片《乡愁》

图 | 纪录片《乡愁》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张丹丹曾组织上千名犯人做过一个“搭档分钱”游戏：两个人分为一组，每组发给一张百元人民币，其中一人扮演领钱者，负责分钱，领钱者有权决定自己分多少，留给同伴多少；同伴则有权接受或者拒绝。领钱者的分配决定一旦被同伴拒绝，这百元人民币将被收回，两人都将一无所获。

游戏结果说明，第二个搭档对自我得到公平的意识很高，而第一个人却较少考虑同伴的公平待遇，导致将近40%的犯人搭档最终分钱失败，以一无所获告终。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4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浙江台州人杨道德10岁之前也由爷爷奶奶抚养。他24岁时因抢劫入狱，父母只能瞒着年老多病的老人，说杨道德刑期短很快就将出狱，而实际上还有5年半。杨道德不知道祖父母是否还等得到这一天。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一旦走出高墙，“刑满释放犯人”的面具仍旧戴在他们脸上，和内心艰难完成的自我清理和认同产生矛盾，受到更大的挫败。

监狱很难联络释放的犯人，“有联系的都是好的，坏的就没有下文”。再次获知情形，往往是犯人几年之后重新犯案，而且一般是回流到这座沿海城市犯罪，被重新抓进这座监狱。

这是高墙内的管教矫正体系无能为力的。

玩偶的阴影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3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9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

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第一天一小时，第二天两小时。头一天我说，她听，把从小到大，想说的基本上都说了，包括怨。第二天听她说，她跟我讲，妈这样肯定是没做好，但能力范围在那，做不好。妈妈的眼泪像瀑布。我当时撑着，回到监号也流泪了。这次见面后，心结就打开了。”

和解之后，母子之间每个月会通信，有机会就打电话。信中母亲问及崔凯以后作何打算，他告诉母亲，出去后要脚踏实地生活。

“90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在梦里，佘念武经常看见爸妈回来，带着玩具和衣服，他在这样的梦里才会笑出来。小时候佘念武的学习还好，上初中之中开始泡吧，逃学，爷爷奶奶不知情，只知道塞给他钱，要钱就给，一周给五六十块，佘念武也记不得在网吧里花掉了多少钱。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

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吴金森的父母重男轻女，作息时间又和他相反，平日里不怎么管束他，只是不断地给钱。在学校里，吴金森和一帮本地同学一起欺负湖南、四川的外籍同学，这些少年本与他同命连枝：父母都在珠海打工，童年都是留守儿童。吴金森就是“看不得他们跳，听见他们说话大声，就过去打”。

打伤了人，妈妈赔点钱了事，告诉他自己没吃亏就好。声名狼藉的吴金森上了当地学校的黑名单，四个月换了三所学校，每到新校，就带一帮人去挑战先前的“老大”。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8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09年的调研表明：

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

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

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

容易厌学辍学。

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下坠抛物线

杨道德成年后的人生轨迹，近似一条逐渐下坠的抛物线。

高一辍学后，杨道德在家呆了两年，2007年到深圳，最初做模具学徒，学了几个月，没学会。改学电脑编程，编程课要读一年，他觉得很辛苦，又换成到理发店上班。这个生计他认为还算轻松，但他理发技术始终不太好，赚的工资不够花，他就向家里要。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4000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10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11年刑期的代价。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

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1987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5年半的刑期。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2010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18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

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14年。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2006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2011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1500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10万元积蓄。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

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1981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5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

15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20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入狱后厂子归了朋友，妻子带孩子回了娘家，好在二人没有离婚，妻子每月还和他联系，等待剩余两年多刑期后的团聚。何涂源人生线头还有重新搭接的可能，如今回想当初，何涂源一阵阵后怕。

在这条逐渐下沉或者遇到外界力量急坠的抛物线中，最常见的情形是不知不觉的滑落。像杨道德那样“从来没想过”是其中常态。即使进了监狱之后，23岁的吴金森也习惯性地回避警官让他“反思人生”的要求，他自认为“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反思”。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

2015《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养不好的伤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

张丹丹的研究显示：

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崔凯考上大学后，一个家境好的女同学主动接近他，不时给他买东西，崔凯心里喜欢她，觉得把她带在身边很有面子，心理上有满足感，“填补了空虚”，表面却报以冷遇，害怕表白后被拒绝。

他的逻辑是：“我喜欢你，你就得对我更主动。”女同学最终失望而去，崔凯遭受重创，“比一般的事更难受，只能克制自己好好学习”。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入狱之后，佘念武思念女友，两人恢复了通讯，但在漫长的刑期和分岔的人生道路前面，这段感情终究无疾而终。对出狱后的期待，佘念武最渴望的是有一段好的感情，一个家。但他与这个期待之间，还隔着近10年刑期，和沉重的犯人履历。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1998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2005年7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

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邓晖被抓前3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2000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2000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被抓之后，邓晖甚至怀疑遭到女友举报，但内心也知道根本不可能。邓晖被捕后，女友去过刘家想看望孩子，却被邓的祖父母拒之门外。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当时我一直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你（母亲）走了，把我一个留下。心里想她，又记恨她。”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

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

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妻子去广州打工，重交了男友，姚义秋则去了河南，承包工程赚到几十万块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那些年与他同居过的女子不止十个，最短的几个月，最长的三四年，“很多是玩玩”，但让他至今“念念不忘”的仍然有四五个。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

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尽管用情不专，姚义秋最在意的仍是妻子。妻子去广州后，姚义秋仍然给她父母打电话，想争取妻子回来。姚义秋有一张妻子的照片，在狱中仍会时常翻看，“想起她，心里就难受，错在我”。如今，和儿子的联系是姚义秋难得的安慰，也是和妻子之间唯一留存的线索。“他性格活泼，打电话的时候，有时会说想我了，但他跟妈妈关系更好”。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回忆往事，姚义秋猜想，“如果小孩带在身边，可能两人不会分手。”

隐忧的链条

最近，邓晖接到了老家爷爷奶奶托人写的信，说家里没钱，拿不出曾孙上小学的费用。爷爷奶奶都已年过七旬，没有收入，邓晖回信说，实在没钱，就不要让小孩上学了。

这是从事心理矫正的管教干警最担心的事情。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入狱之后，孩子不仅成为第二代留守儿童，而且抚养他们的老人日趋衰老，辈分间隔更大，经济情形更差。八岁的孩子很可能像邓晖当年一样在三年级辍学，继续重复父亲的轨迹。

这是一条隐秘的链条，在隔代之间传递，超出了监狱心理矫治体系的边界。

监狱内的犯人年龄不少是70-80后，留守儿童的代际传递正在他们入狱前的儿女身上发生。和父母当年近于无声无息的成长不同，6100万留守儿童的社会现象，包括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话题。

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曾透露，从2000年以来，中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已经不容忽视。

此外，本世纪初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曾经有一个统计，当时未成年人犯罪率约占犯罪总数的70%以上。这两个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被媒体和公众有意无意地归并，造成“留守儿童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这个流传甚广以讹传讹的说法。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的调研中，确实发现了留守儿童犯罪率高出普通儿童的现象，山东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该省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但在全国层面并无相关数据。

主持完成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的李亦非称，调研中并未确证小学生的留守背景与犯罪几率有直接联系，但留守儿童在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些。这个问题眼下尚未进入公众视野。

这和监狱管理方的担心一致。一位管教狱警判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罪尚未到达高峰期，因为中国打工潮出现在1995年前后，留守儿童现在大都在20岁以下，“他们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才是更令人担心的时期”。

相比起1980年代的早期打工者，90年代进城的民工普遍没有原始积累的机会，缺乏将孩子接到身边安置或者回乡创业的能力，因而留守问题在他们的孩子身上会更趋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75后到90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9%。而在她2011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43%。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中所有犯人均为化名。

本文选自袁凌所著《青苔不会消失》一书，原标题《高墙内外的“留守”》。

YinJi

“我是未成年,你们判不了死刑的,哈哈哈哈”

凤凰网

“我是未成年，你们判不了死刑的，哈哈哈哈～”

一个13岁的杀人凶手，在法庭上狂笑着对法官们说。

受害人家属，就在他对面。

1

这个小恶魔叫赵力宝，黑龙江人。

警方抓获了赵力宝

赵力宝父亲做生意，家庭比较富裕，家里人对他比较娇惯。

他13岁就吃的又高又肥又壮，身高160以上。在学校里，不是掀女生的裙子，就是偷看女厕所，最后，老师忍无可忍，联系家长，让其退学。

退学后，赵力宝变成了一个街溜子，走村串户，骚扰妇女，好勇斗狠。

2004年的夏天，7月27日，他拦住了村里一个外来户家的小孩——小芳（化名）。小芳的父母是后来迁到这里居住的，而小芳的爸爸长期在外打工，小芳妈妈就是普通的农妇，在村里算是比较弱的一个家庭。

他把小芳拉扯进了玉米地，强奸了她。

小芳原本是要去舅妈家，被强奸后，她因为受到了恐吓，一开始没敢和舅妈说自己的遭遇，但舅妈还是察觉了一些异常，在仔细询问下，小芳才说了实话。

小芳的妈妈得知孩子被畜生强奸后，没有选择忍气吞声，立即就报了警。

但是，警方抓获了赵力宝，却无计可施。他才13岁。按照当时的法律，他未满14周岁，连民事责任都不用承担。

最后，在警方的协调下，赵力宝家庭被要求向小芳家赔偿9000元的医疗费及精神损失。

赵力宝自然受到了父母的怨怼和责骂。

他没有悔改之意，而是燃烧起莫名其妙的仇恨，半夜爬进了刚被他伤害过的小芳家，对着小芳妈妈挥起了刀，连扎19刀。

小芳妈妈顿时倒在血泊里。

赵力宝被抓获后，在法庭上对着法官狂笑：“我才13岁，判不了我死刑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确实——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他仅仅被处以18个月的劳动教养。

小芳的一家，就这样毁了。妈妈被杀害，女儿被强奸，爸爸领着幸存的女儿，在村里也呆不下去了。

时隔20年，那个赵力宝，早已经结束了劳动教养，一个恶魔，从此隐藏在了人群里。

2

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另一个惊动了全国的恶魔，大连13岁男童蔡虎虎。

蔡某行为模式和赵力宝一摸一样，甚至连他们俩的外貌都很相似。

大连13岁男童蔡虎虎

赵力宝在学校里就开始骚扰女生，偷窥女厕，而蔡虎虎在小区里，也像一只刚发情的野狗一样。他多次尾随女邻居或女童，甚至，跟到了女邻居家里，借口说要水后，目光诡异地在女邻居家四处扫视，当发现女邻居家还有其他人，才匆匆离去。

后来，他盯上了同小区才10岁的小女孩，女孩平时都是家人接送，唯有就这一天，女孩落单了。在距离自己家不到100米的路上，被蔡虎虎拦住了。蔡虎虎诱骗她到自己家去，随后，将她推倒在床上，进行猥亵强奸。

女童吓得大哭起来，见孩子哭闹挣扎，他就将孩子残忍地杀死。随后，拖出自己家，弃尸在自己家对门的树丛里。

见女童没有准时回家，女童的家人报警寻找。他躲在自己家中，窥看着女童家人一遍遍在小区里寻找、呼喊，也窥看着警车呼啸着到达.....他甚至还拍了警方在小区里挨家挨户查问的视频，发在了自己班级群里。

当警察找到了女孩尸体，锁定了周边，并且到他家登门查问时，他还在班级qq群里佯装镇定说，我还是个小孩子啊，为什么要问我这些事啊？会不会有人冤枉我啊，要是冤枉我了怎么办啊？我还是未成年啊才13岁！‍‍‍

很快，警方抓捕了他。痕迹太明显了，他连自己家的作案现场都还没有破坏完毕呢。

最可怕的事在后面，他被警方带走调查24小时后，即便已经认定他是凶手，因为未满14周岁，连羁押他，都没有法律依据，随后，他被放了回去.......

放了回去 ！‍

备受滋扰、深陷恐惧中的小区居民真的都炸裂了。这样一个恶魔，就这样被放回来了？下一个受害的是谁家的闺女？谁家的媳妇儿？

他又肥又高又壮，他现在还知道了，自己做什么都不会受到法律惩罚.....‍‍‍‍‍‍‍‍‍

整个小区，都成了他的狩猎场吧？！‍‍‍‍‍‍‍‍‍‍

最终，当地的司法部门及时重视了这个情况，13岁的男童蔡某某，再次被“逮捕”，这次，他被送往了一家类似于少管所的惩戒机构。他会被在这里约束、强制教养3年。

今年已经是2024年了。那个13岁就强奸杀人的恶魔，应该已经17周岁，即将年满18周岁。

他早已经被释放了，也赵力宝一样，也已经隐身于人世间。

他们悔改了吗？你猜！

3‍‍‍‍

2010年，广西，一个叫韦进木的男孩，也是13岁，就作下惊天大恶。‍‍‍‍‍

未成年犯罪

他先是无缘无故动手掐死了同村一个4岁的男童。‍‍‍‍

据村里人反映，在此之前还有小孩非常可疑地“淹死”在浅塘里，而事发前，韦某就在附近，但因为没有证据，韦某也没有被调查。‍

但是因为未满14周岁，无法被羁押。

他就像不受任何约束的恶魔在村里游荡，接着，第二年，他又重伤了村里一个6岁女童。

这次，他被判刑6年。

他没出狱前，村里的人就很恐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一旦他出狱，村里必然又会有孩子遭殃。可是没有人能延长他的刑期。

韦某出狱了，还是减刑出狱，2015年，他仅仅服刑4年，就出狱了。无处可去的他四处游荡，晃荡到了广州。

在番禺的一处高架桥下，他发现一个11岁的小女孩小盈（化名）正在独自行走，

他随后就扑上去，把小盈拉到偏僻的角落里，强奸后杀害。

作案后，他逃跑了，但仅仅逃跑了10多个小时，就再次落网。‍‍‍

这一次，他总算年满18周岁了。‍‍‍‍‍

如果他第一次杀害4岁的男童，就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那么，另外的两个孩子，都会得以保全。

刑事责任的年龄，凭什么定在14周岁啊？‍

他们都能强奸、杀人、抢劫了，却不能承担刑事责任？

4

有人说，制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是一种崇高的人道主义，是我们国家向现代文明法治靠拢的标志。

真的吗？

即便是所谓灯塔国美国，也只有23个州，规定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而其他近一半的州，根本没有这个限定，他们默认的年龄是7周岁。还有如北卡罗来纳州，直接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为6周岁。

而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刑事责任年龄，也是7周岁。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是定在12周岁甚至更低的。

我们国家算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容忍度最“人道”的国家。

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那可是严刑峻法。七八岁的小孩偷了手绢（刺绣绸缎手绢当时是贵重物品）、偷一块面包，都可能因为行窃罪，被鞭打、甚至被吊死。

可能是中国人普遍还停留在对十一二岁小孩“体型瘦弱”“认知单一”的刻板印象里。但，随着这些年社会物质极大的丰富发展，太多太多的十一二岁的孩子，发育得真的和成年人相似。

很多初中门口走出来的孩子，女生身高一米六的比比皆是，男生身高一米八的也是遍地都是。他们的身体体能已经成熟，他们的智力和心机很多已经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自己的父母。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都能上网。能看到各种暴力、色情、残杀的新闻、电影、视频。他们也可以轻易接触到这样的制品。

同时，他们很快都知道了，自己未满14周岁，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

.......

5

在大连13岁男童杀害10岁女童事件后，法律终于修改了，这是邯郸三个小恶魔得以被刑拘的重要契机。

修改的刑法修正案，在这个案子里被激活。

但新的问题来了，就在今天，又一个惨剧登上新闻。

又一个惨剧登上新闻

广东清远阳山县，2月26日，8岁的女童被一个13岁的男童陈某某性侵，

但是，警方介入后，因为陈某某未满13周岁，而不予立案。

未满13周岁，而不予立案

熟悉的悲剧的影子又来了，又来了.....

能够在邯郸三个小恶魔身上激活的条款，为什么不能在这个清远小流氓身上复制？

为什么？！！

还有那个当街就拉扯女童猥亵的小恶魔，为什么只是被送去了劳动学校？

这些充满了恶毒的小恶魔，这些依仗着自己未满14周岁就不能被惩罚的垃圾，应该当成年人来审判！！！

一天天的，花那么多时间考虑罪犯的所谓人权，那些在地下泣血的受害人的人权呢？

因为她们已经不能说话了，就不配有人权了吗？！！！

YinJi

最高检表态之后,基本明确“邯郸初中生被杀案”走向

南方周末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日前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提到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日前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率最高检调研组一行来到固原市原州区检察院调研基层检察院建设、未成年人检察等工作。

其中强调，“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段话简洁明了，非常有分量，既回应了“该拿低龄恶性犯罪怎么办”的疑问，也基本明确了“邯郸初中生被杀案”的走向。

一段时间以来，河北邯郸3名初中生杀害同学案件引发广泛关注。经过连日来的侦查，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案件。

3人手段残忍，致人死亡，且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与他们的年龄形成了极大反差，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

值得注意的是，受害人和三名嫌疑人均为13岁至14岁的未成年人，也再一次引发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热议。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并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行为通常受本能支配，难以承担刑事责任。

但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起公众极大不满。

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作出调整，“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12—14岁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只是需要经过最高检核准追诉，案件才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由法院来审判定罪量刑。

最高检检察长应勇的这番表态，意味着“邯郸初中生被杀案”或成刑责年龄下调后追诉首案，很有可能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案。

最高检检察长：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等严重犯罪要依法追究刑责。

YinJi

初中生被害案3名未成年嫌犯被核准追诉 专家解读

观察者网

社会高度关注的邯郸初中生被害案，8日有最新进展。

据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微信公众号8日消息，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3月11日，涉案的张某某、李某、马某某3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全部抓获。检察机关高度重视，依法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3月21日，邯郸市肥乡区公安局对涉嫌故意杀人罪的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提请检察机关核准追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3人作案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故意杀人致被害人王某某死亡，情节恶劣，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河北省检察机关逐级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

近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

检察机关将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力度。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 ...

河北检方发布专家解读

上述案情通报发布后，河北检方发布专家解读，题为“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可通过核准追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挺。内容如下：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7条新增第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将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从之前的14周岁，个别性地、有条件地下调到12周岁，提供了在司法体系内处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的一种路径。

这一调整是在考虑未成年人犯罪新形势、新特点的前提下，兼顾被害人和社会感受的立法应对，同时也表明，追究刑事责任和施以刑罚是处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最后的手段，并需要针对每个案件和每个行为人的不同情况进行审查决定。

根据这一规定，追究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需要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的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行为；（2）客观上需要造成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等后果；（3）对行为和行为人进行主客观相结合的审查后需要达到情节恶劣的标准；（4）程序上需由案发地检察机关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后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并最终由人民法院进行判决。

据悉，自2021年3月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刑法》规定，对上报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依法开展核准追诉工作，对其中犯罪情节恶劣，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案件依法予以核准追诉，对于未核准的案件也开展了相应的矫治教育和被害人救助保护工作。

当然，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追究刑事责任和处以刑罚并不能完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问题，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矫治体系建设，对未成年人罪错行为开展系统预防和治理。

本案或成为“里程碑式”案件

据中国网3月29日报道，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陈丽莎律师当时介绍说，“邯郸初中生被害案”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本案或将成为自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以来，全国首例符合追诉条件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

陈丽莎认为，本案对于激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的核准追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或将成为一件“里程碑式”案件。

陈丽莎告诉记者，结合目前公布的案件信息，可初步判断，三名犯罪嫌疑人被最高检核准追诉后，将面临承担《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基本刑的刑事责任，但是不适用死刑。如果三名犯罪嫌疑人之间存在主从犯的情况，那么从犯的刑事责任有可能在有期徒刑内解决。

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86条对于未成年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形，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